安德森的一生始终在游历：在中国出生，前往英国与美国求学，在东南亚邂逅研究的热情。在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他曾经写道：“在加利福尼亚，我曾因我的英国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兰，曾因我的爱尔兰腔被人嘲笑。人们可以负面解读这一点，认为它代表一种无根的、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但是，人们也可以正面解读它，说我拥有多重依恋”。
正如这本自传的标题一样，安德森不断跳出一个又一个“椰壳碗”，对处于“中心”感到警惕，享受作为“边缘者”冷静旁观，同时，也对那些世界的“边缘地区”及弱势群体给予足够的热忱与同情。如今，人们大多因为《想象的共同体》记住安德森，宗教信仰的领土化、时间观念的变迁、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从来不曾见面的人们也能借助想象联结彼此。这是一个如此凝练且富有想象力的有关民族主义起源的解释，以至于它几乎被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征用。人们也习惯性地忽视，这种对民族主义起源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总结，起于一些具体而微的长期田野工作。它们是《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石。
如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克利福德·格尔茨、詹姆斯·斯科特依然被认为是东南亚研究绕不过去的三位人物。在同为东南亚研究者的谢侃侃看来，这三人超越时代的理论贡献，都起于他们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以及对亲身奔赴的那片异乡的土地怀有的热忱。而东南亚研究若想面向未来，既需要不断回到安德森，也需要“走出安德森”。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8日专题《椰壳碗外的异乡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认同与故乡》的B03版。
对本专题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阅读：
B01「主题」椰壳碗外的异乡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认同与故乡
B02「主题」纪念安德森：在东南亚追寻比较与幽灵
B03「主题」专访谢侃侃：从“走进安德森”到“走出安德森”
B04-05「主题」再思《想象的共同体》：好民族主义，坏民族主义
B06-07「历史」告别犬儒与狂热：伏尔泰的捭阖之道
B08「社科」 《分娩之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剖宫产？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谢侃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长聘副教授，学术兴趣包括但不限于左翼运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及去殖民化、族群与身份政治、农村发展与治理、冷战中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等。
文化参与者与外部观察者
新京报：可否简单谈谈您和安德森的交往？其中有什么印象最深、或者对您影响最深的事情？
谢侃侃：201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毕业，到康奈尔去读硕士。当时安德森还住在康奈尔大学在的纽约州伊萨卡，但是已经退休了，他那会儿每年大概一半时间在美国，一半时间在东南亚，和年轻时候很像，在不同地方停留。当时安德森不爱去听所谓学界“大佬”们的讲座，但对青年学生的论坛之类的情有独钟，经常就是坐在青年学者论坛会议室的最后一排，认真听年轻的学生在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也是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和他偶遇并闲聊起来。
对于研究东南亚的人来说，安德森人人皆知，但我那会儿肯定是一个无名氏了。安德森问我对什么研究感兴趣，并且执意让我用印尼语和他交谈。我记得他用印尼语说了一句我们是“Anak Sekampung”，意思是“同村孩子”，那一刻我感觉我这个学术新人和他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学者之间的距离瞬间就拉近了。
当时整个康奈尔大学的氛围，对跨学科的东南亚研究非常支持，甚至会专门开设一门印尼研究的Country Seminar由七八个不同学科的老师们来讲授。如果在中国，开这样一门课，来研究我们的近邻，可能不奇怪，但在美国，这其实非常少见。康奈尔所在的地方不大，师生之间能建立很密切的联系，相比之下，在坐落于大城市的学校，师生间的联系通常不会如此紧密。
我在康奈尔的导师，和后面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时候的导师Jeffrey Hadler和Peter Zinoman其实都算是安德森的学生，如果按照中国常说的师门来看的话，我应该能算他学生的学生。安德森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我整个在美国求学的过程受他的影响都非常深。
硕士那会儿我在康奈尔修高级印尼语课，老师会介绍很多比较“奇葩”的印尼语文章，很多次都是读安德森用印尼语写的文章，其中一篇署名就是错的，是“Bennedict Anderson”，Benedict多了一个n。我当时很疑惑。后来得知，他的书一度在印尼特别畅销，被大量盗版，盗版商把他名字印错了，他觉得有趣，就干脆将错就错，直接把这个错的名字当成自己的笔名。安德森喜欢提一个印尼本地词叫Aspal，即asli tapi palsu，意为“亦真亦假”。印尼民间用aspal来讽刺印尼官员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修好的柏油马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这很像安德森经常隐约地表达一种态度，即他是深度融入当地的一个文化参与者，同时又是一个印尼的外部观察者，会对一些现象辛辣讽刺，比如当时印尼政府的腐败。我们读安德森，其实不光是关注他的书，还有他的写作方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新京报：安德森说自己是在一个“老式媒介文化”时代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黑白电视机、书本、广播——等等。包括他接受的教育，也和当下的学者有很大的差异。您会怎么看安德森的求学经历对他日后学术气质的影响？
谢侃侃：概括来说，我认为他是接受了英国古典学术训练的最后一代学者，同时又是到了美国去接受战后美国区域研究训练的第一代学者。安德森自己是受惠于英国教育对他的塑造的，英国古典式的教育主张学生要博览群书，无视学科壁垒，大量地读，同时进行多种语言的训练。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倡“跨学科”，其实相当于和这个古典的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安德森后面也是对那种不断细分化、专业化的学科发展趋势多有批评的。
当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安德森有一定的“privilege”（特权），他出生在中国，爸爸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后面又去到英国、美国，这种游历都对他的世界观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尤其让他在接受了伊顿、剑桥那种传统英式精英教育之后，还愿意把目光投向“帝国的另一面”，看到被帝国支配者们的生活，并愿意给予同情。他在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里提到的一个细节能很好地体现这点。当时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法和以色列进攻埃及，安德森在路上看到一些身材瘦小的印度人和锡兰人在发表抗议，然后被一些人高马大的英国人围攻，安德森本能地就上去援助，结果眼镜被打碎了。这些教育和成长的经历，让安德森始终能用一种充满共情的视角去做研究。
新京报：如你所说，安德森的家庭同样很传奇。想同时聊聊他和他的弟弟——著名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之间的关系。兄弟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影响？
谢侃侃：安德森曾经打趣说，是他弟弟把他带到英国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的。在写《想象的共同体》之前，他弟弟比他影响力大很多。当时很多人提起本尼迪克特，是有种遗憾的感觉，类似于“你一个这么聪明的学者，怎么去做了区域研究”，意思是不像他弟弟，做的都是“重大的问题”。
长期以来区域研究也面临一些常见的批评，即这些研究者只盯着印尼、泰国等某一个国家，这是不是一种视野的狭隘？或者是认为区域研究是一种本质主义、重描述、轻理论。安德森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你希望获得一个宽广的理解，需要带着一种世界主义的视角，深入到一个具体区域的文化里面去——它的语言、风俗，方方面面都去了解，才有可能从具体出发提炼普遍性的、有价值的发现。像现在很多社会科学研究，名义上不局限在某一个区域，实则泛泛地选几个指标，在看似很大的范围里做实证研究，往往得出的结论称不上有多大价值。
现在安德森最著名的书肯定是《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一本提出理论的书，但这本书之前，安德森大量重要的工作都是这种基于本地经验的扎实个案研究。很多人只看到了安德森作为一些知名命题或者理论的提出者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这些理论生成的过程。
印尼电影《卡尔蒂尼》剧照。卡尔蒂尼是印尼历史上主张妇女解放的著名人物。
复杂的现实，滞后的研究
新京报：同为东南亚研究的杰出人物，如何看待安德森、格尔茨与詹姆斯·斯科特三人的东南亚研究？（比如安德森提到，和格尔茨更强调经验化相比，安德森的理论性可能还会更强一点）。安德森在整个东南亚研究谱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谢侃侃：最大的共性，就是他们都不是属于某个学科的学者，都在用一种整体的、文化的视角去接近研究的问题，比如斯科特研究东南亚农民、格尔茨研究巴厘岛斗鸡。外界的学者对他们的概括，都是说他们的理论贡献远超区域研究的范畴，这个说法颇有点“卸磨杀驴”的意味。他们恰恰全都是最扎实地在研究的区域做具体田野工作的人，是把自己完全浸润在当地文化中、老老实实学语言的人。
新京报：其实今天大家对待人类学也是差不多的。比如项飙老师近年来非常“火”，但大家更多会提及他提炼的一些概念，比如“附近”、“悬浮”。相反，他早年做的那些很扎实的田野工作，反倒没有那么“出圈”。
谢侃侃：我读项老师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他好像也说自己对早年的这些田野工作是最满意的。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类学者都有的一个感悟。田野工作，和很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有距离，因为它有异质性，除非田野正好是你经历过的生活。所以往往学者通过田野提炼出的那个理论框架看着更清晰，也更方便被其他人放到自己的解释框架里去拓展或者解读，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也更容易作为观念传播出去，毕竟如今我们都很期待能在复杂性面前快速地厘清一条脉络。
这种传播当然也很好，但我还是要说，田野工作呈现出的这种混杂性是珍贵的，它要求不论是做田野的研究者，还是田野作品的读者，都需要足够的耐心，可是这恐怕是当下最为缺乏的。
新京报：安德森最为人所熟知、也对其他不同人文社会科学产生最大影响的作品可能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他在书中也专门谈到了和史密斯、盖尔纳乃至霍布斯鲍姆这些人讨论民族主义时的差异，在您看来，他的民族主义研究有何特殊之处？
谢侃侃：刚刚提到，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实是为了对话英国左翼的历史学者，比如你提到的盖尔纳、史密斯，包括霍布斯鲍姆等，对他们持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批评，指出东南亚这些地方民族主义起源的多元性。他关注的这几个地区，印尼、拉丁美洲、菲律宾，这些“经历长期被欧洲殖民或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国家”，独立后似乎并没有一个nation的正当性，因为不同民族缺乏一个共同历史。语言、文化、宗教分裂，很难形成欧洲式的这种民族国家。那么这里面就需要想象的力量，包括印刷资本主义的推动，等等。
我觉得安德森最精妙的地方，就是认为民族主义本质上是nation和state中间的那个“连接符”。这里面除了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的塑造，更重要的还有人民自下而上通过阅读、消费文化产品而产生的情感和共同体意识。安德森确实很好地在他所处时代的基础上拓展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但反过来，我认为现在的东南亚研究恰恰是需要“走出安德森”，因为大家还是惯性地把他的论述当成最为经典的论述。其实安德森本人后来就有过反思，比如他写的《三面红旗下》（Under Three flags）中，就提到《想象的共同体》中没有太强调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连接性，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主义革命，比如南美的、东南亚的，是有联系性的，应该从一个网络的角度考察民族主义的起源。
新京报：安德森逝世前，曾称彼时的印尼政治十分无聊。您评述时表示，与之成为对照，印尼的政治现实可能一直在发生变化，但相关研究却极其滞后，甚至让人担心“安德森之后是什么”。可否简单谈谈印尼、东南亚研究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谢侃侃：此前提到，美国的区域研究虽然受到战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还是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慢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网络和生态，使得冷战之后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在持续，比如移民的、全球化的研究。区域研究已经相当有机地融入了整体性的人文社科的学术生态里。
所以虽然大家总在调侃，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或者是整个区域研究在衰落，但这更像是一个口头禅，它到底有没有真正衰落还要打一个问号。如果区域研究相对比较有机地融入了整个学术生态，它其实一直能被新的时代热点议题激发，从而保持活力。比如，冷战结束后，“9·11”事件让区域研究和恐怖主义、移民问题相关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作为区域研究子领域的东亚研究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升温而再次被激活。
此外，衡量这种有机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区域研究是否只是用于给政策建议，它能不能生产自己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回到我们此前讨论过的问题，产出理论最重要的还是踏实的田野工作，是对那片区域的风土人情的真正关心。现在国内很多有关东南亚的研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在东南亚的对照下，中国该怎么办。这是不一样的侧重点。
当然，培养这种关心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宏观上，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环境。从我自己作为教育者的角度来说，尽管现在学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不多，我还是会在课堂上强调学语言、理解语言的重要性。只有摆脱那种单纯的把语言看作工具的肤浅认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深入关心和理解别的文化。我认为外语就像是文科里面的数学，它是最重要的基础，能帮助人达到的上限是很高的。当然你也可以像现在一些考研咨询老师说的，把它看成工具，它所塑造人的下限也会非常低。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刘亚光；编辑：罗东，刘亚光；校对：翟永军，李立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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